學派在亞洲的接受史及影響

作者: 發布時間:2014年08月02日 點擊數: 次 字體:小 大
編者按:阿克塞爾·霍耐特(Axel Honneth 1949-)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三代的主要代表,是尤根·哈貝馬斯最具影響力的弟子和傳人。霍耐特沿著哈貝馬斯對批判理論進行範式轉型的路徑,將該轉型中內蘊的政治倫理轉向進一步凸顯和展開,通過切入資本主義的當下發展,使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傳統在新背景下獲得新的活力。霍耐特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便開始在西方學界産生影響,在2001年3月出任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所長以後,他的思想越來越受到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性關注。本文系他2008年9月25日在法蘭克福大學召開的“法蘭克福學派在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開幕致辭,會後他應與會的童世駿教授要求,把講稿交由本報發表。

  對于我們今天召開的這次會議,阿多諾如泉下有知,也許會茫然而不知所雲。不僅會議的主題,就連與會人員的組成或許都會讓他大有所惑:與會者來自一個自成一體的文化地域,而這個地域又是阿多諾在其哲學和美學思考中從未涉及過的。這個地域的代表何以會有這樣的想法,去研究他的理論在這個國度的影響和被接受情況?

  黑格爾曾說:“中國從未有過曆史。”而阿多諾所持觀點與這一說法也並無多大出入。就像法蘭克福學派所有核心人物的理論一樣,他的理論也是十分歐洲化的,確切說是灌注著歐洲中心主義視野的體系:他有關文明發展的闡述不假思索地與歐洲曆史聯結在一起--從遠古的希臘城邦開始,經由中世紀懲罰巫婆的火刑和十字軍東征,最後解析了對猶太人大屠殺的暴行。此間,埃及和亞洲地區並未有顧及,美洲的殖民化過程也未有提及,至于非洲方面更是只字未提,整個世界曆史往往被用歐洲曆史的那一小部分來得到權衡。如此用以闡釋文明史的方式也同樣體現在對理論的運用以及美學關聯性的構建:法蘭克福學派的核心人物在構建自己的理論時提及的只是歐洲或德國思想家們的理論,也就是說康德、黑格爾、馬克思、尼采、韋伯以及不斷被論及的弗洛伊德。在闡述文學、音樂和繪畫中的審美感知時觸及的也局限于歐洲內部,連東歐鄰國或美國的情況也只是被用疑慮的眼光審視著。

  當然,我這樣說只是就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的核心成員而言,而在其外圍卻無疑有一些對歐洲以外事件、態勢和發展投以較大關注的學者:在本雅明那裏總是會有一些昭示出對自身眼界的空間局限表示某種疑慮的反省;上世紀20年代末,卡爾·奧古斯特·維特弗戈爾致力于將中國的“亞細亞生産方式”作爲前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獨立發展類型來研究;而與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脫離關系後的弗洛姆不久便開始了對墨西哥和西方國家早期單純的社會化進行比較分析。但是,在法蘭克福學派外圍出現的所有這些將理論視野拓寬到歐洲之外的趨勢,卻絲毫不能改變這個普遍的、並已經沉澱下來的理論方式。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一直到學生運動時期在三重意義上都是一種深深的歐洲中心主義論說:只是指向歐洲的曆史進程;只是以歐洲思想家爲依托並將作爲世界一部分的歐洲看成是世界的全部。

  隨著大學生運動的興起,非歐洲國家進入了理論思考的視野,當哈貝馬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對批判理論進行重新構建時,法蘭克福學派的這個視角顯然狹窄的傳統才被打破。交往行動理論不僅試圖在理論淵源,而且也試圖在理論與社會的關聯域問題上從對歐洲現實的唯一依附中解脫出來。如今,在構建核心概念時,一些非歐洲國家的著作也被顧及,而範疇框架也被界定得很抽象,以使之也能適用于其他曆史發展進程。總體上,人們已越來越注意到自己學說可能帶有的局限性。隨著哈貝馬斯的轉型努力,批判理論進入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對于自己所闡釋和陳述內容的普遍性開始越來越感到懷疑。雖然它還沒有全方位地去考察完全不相同的現代化路徑的可能,但是它正處于一個絕佳的狀態中:在理論思考的一開始就顧及到不同文化、傳統和曆史進程中出現的事實。如今,批判理論面臨的重要問題無疑是,必須把亞洲、俄羅斯、西歐以及南美洲不同現代化進程這個事實考慮在內。即便批判理論繼續遵循它本來的目標,即在揭示現代化進程中的各種極端理性化和社會病理時,它也應該看到,這些將理性推向極致的做法和出現的社會病症,也是與不同文化條件、政治體系和經濟形式息息相關的。

  看一下我們這次會議的內容會尤其驚訝地發現,大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事並沒有關注批判理論的這些最新發展,而是關注著批判理論在社會研究所成立和流亡時期的一些代表,如本雅明、霍克海默爾、阿多諾以及馬爾庫塞的著作。此間,哈貝馬斯的理論是個例外。這些關注探討的問題是,這些人的思想在亞洲地區的被接受是如何發生和展開的,以及他們在今天的亞洲又具有著哪些發生影響的可能。這裏便出現了一個特有的不對應性:一方面我們這裏恰好在漸漸看到了批判理論在文化指向上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目前亞洲則尤其關注著批判理論帶有歐洲中心色彩的方面。這個不對應性便促使我們做進一步思考,這是我來與會樂意做的事。我覺得,我們之間在對待批判理論這個問題上的特有差異,可以由三種彼此互啓的方式得到解釋。我提出來,供在座與會者進一步思考,哪一種可能會是最具說服力的解釋。

  第一,法蘭克福學派在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接受的首先是老一代的思想。這一事實或許與此相關:《啓蒙的辯證法》中所分析的社會和心理問題在那裏是于完全不同的資本主義現代化背景下出現的,也就是說,由大衆傳媒而來的越來越厲害的操控;對自我力量越來越強烈的消除以及在日常生活上對非理性主義悖論性的普遍回歸。如果這個聽上去不太可能的論斷能站住腳,那麽,緊接著就可以推斷,法蘭克福學派早期代表所披露的由現代化而來的特定倒退和社會病症,對不同路徑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具有普遍意義。

  第二,法蘭克福學派在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被接受的首先是老一代的思想,這一事實或許也與此相關:該學派的經典著作在今天的中國被看成是歐洲文化遺産的一種,了解這樣的遺産本身具有某種特定的價值。這也許正是該理論的歐洲中心主義色彩使然,這樣的色彩必然使它在亞洲地區像諸如莎士比亞的戲劇或歌德的抒情詩一樣被接受,也就是說作爲外來文化寶藏被接受。這樣,它就是由于自身價值的緣故而必須被接受和當下化。如果這個看法能站住腳,那麽,緊接著就可以推斷,批判理論的早期代表于此成了哲學經典,這並不是因爲他們對資本主義弊端的披露或所擁有的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性題旨,而是因爲他們思想的豐富文化內涵得到了全世界的認可。

  第三,中國對早期批判理論的關注或許體現了中國學術知識分子一個不良的自我誤讀,也就是說,法蘭克福學派的著作被認爲是具有澄明問題的威力而被接受,但在事實上卻並不真正掌握這樣的力量。如果這第三個說法能站住腳,那麽,緊接著就可以推斷,當今中國對阿多諾、霍克海默爾或本雅明的關注不經意地與那裏的社會和心理問題相關,這些問題是在當今中國強力推行的工業化和市場化情況下出現的。

  這三種解釋中哪一種最具說服力現在我不想做定論,但我希望我的中國同事們能告訴我們,批判理論在今天中國到底具有怎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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