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記憶 | 我認識的一位老紅軍

作者:王衛平 發布時間:2019年07月30日 點擊數: 次 字體:小 大

1972年上半年,我所在的成都軍區某部隊來了一位老紅軍,他是我的戰友小楊的父親。知道這個消息後,我身邊的幾個夥伴向我嘀咕:她的父親不是在榮昌縣供銷社工作嗎?怎麽成了老紅軍了?是呀,按一般的規律,老紅軍都是國家的功臣,能夠活到現在的人基本上都是高級幹部了,比如我們軍區的司令員張國華就是一位1929參軍的老紅軍。

當晚點名結束後,我們幾個夥伴約好,同去看望楊伯伯。剛走到南樓臨時招待所前,就聽到房間裏傳出陣陣笑聲。一打聽,原來是我們的師長王秀玉和政委捷足先登了,知趣的我們趕緊後撤。

第二天晚上,在部隊的禮堂裏,楊伯伯爲我們全體指戰員作了一場回憶長征歲月的報告會。楊伯伯講的其中一段話,我至今還深深記得。他說:“1934年,我是紅四方面軍的一名小戰士。那年我才16歲,由于錯誤路線的幹擾,我們部隊走了3次雪山草地。”

他說——

記得第一次過草地時,盡管我們的糧食省了又省,但4天後幹糧袋就癟了。斷了糧的我,趁著部隊休息四處尋找野菜。突然,我看到地上有一小堆高粱米飯,我趕緊把這“救命糧”用雙手捧到炊事班裏。將這些高粱米飯和著野菜煮了滿滿一大鍋湯,戰士們吃著,那口味真是勝過山珍海味呀。第二天中午休息時,挖野菜的我又捧回了一捧高粱米飯。一起吃飯的戰士都非常激動,大家認定這是前面部隊知道我們斷糧了,故意放在路邊的。

第三天中午,我繼續挖野菜,在發現又一堆高粱米飯時,我看出了問題:這飯粒裏怎麽都是黏液?我叫了炊事班的同志來看,大家七嘴八舌地議論著,最後判定這是前面部隊同志的排泄物。

因爲草地多雨,排泄物中的雜物被雨水一沖就沒影了,只剩下沒有消化掉的固體物留在地上,而最後發現高粱米飯那天,已快走出草地,沒了雨水的沖刷,排泄物就按原形留存在地上。

第三次過草地時,走了一半路,我得了瘧疾,不斷地打擺子、發高燒。我想,這次我是走不出草地了。老班長給我找來了一根小木棍,扶著我拄著木棍慢慢走,並不斷地鼓勵我:要堅持住。只要能走出草地,我們就有希望。由于饑餓再加上高燒,我昏了過去。迷迷糊糊中,我覺得老班長把我背在背上,後來又換到另外一位同志的背上。就這樣,大家輪流背著我,硬是把我背出了草地……

講到這裏,老紅軍的聲音哽咽了。40多年過去了,時間的長河使這段戰友情更顯珍貴。

第三天晚上,我們幾個夥伴再次去招待所探望楊伯伯。想不到,楊伯伯正捧著杯子在吃藥。看到我們驚訝的表情,楊伯伯笑著說:“老毛病了,吃點藥就好了,這是抗美援朝留下的紀念品。美國鬼子‘好’啊,知道我們國家缺少鋼鐵,就天天來送,可是送錯了地方,送到我腦子裏去了。那鋼鐵,現在還常常作怪,弄得我必須借助藥物來鎮住它。”诙諧的話語,說得我們都笑出了聲。

後來,我們得知在抗美援朝戰場上,1塊彈片嵌入了楊伯伯的頭部,限于當時的醫療條件,大的彈片經過手術取出來了,但細小的碎片卻無法取出,這給楊伯伯留下了終身頭痛的後遺症。

戰爭結束後,部隊讓楊伯伯在榮軍醫院終身療養。可是他謝絕了組織上的好意。他說:“想到長征路上犧牲了那麽多戰友,我怎麽能坐下來享福呢。還是回四川老家吧,能做什麽就做什麽。”就這樣,楊伯伯轉業回到老家,在榮昌縣供銷社當了一名普通工作人員。

第四天一早,楊伯伯要離開部隊了,他與我們一個個握手告別。當握到我的手時,他說:“小王,努力學習,好好工作。多幫助勇奇(楊伯伯的女兒,某部隊衛生員,我的戰友),對她要求嚴格點。”又對大家說:“孩子們,國家的安全保衛全靠你們啦,望你們個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

又是40多年過去了,老紅軍當年的諄諄教誨,至今還常在我的耳邊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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