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法學的三個方法論貢獻

作者: 發布時間:2014年08月02日 點擊數: 次 字體:小 大
對馬克思主義法學方法論的全面了解,必須弄清其形成與發展過程,這樣才不至于把整體與部分割裂開來,出現對馬克思主義法學方法論作偏狹理解的情況。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過程同時也是其法學方法論的形成過程,憑借這一方法論體系,他們科學地揭示了法的本體及其曆史發展規律。盡管有的西方學者認爲,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法和法理學只進行了邊緣性的研究”,認爲“馬克思主義對法只作了很少的、一般性的、因而模糊的解釋性論述”。[[1]]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光輝依舊,尤其是他們的法學方法論體系更是體現了分析法律問題的科學思維和理論深度。

  一、經濟分析法:對法律問題的經濟學解釋

  馬克思出身于法律世家,青年時期的馬克思深受康德思想的影響,試圖離開“現有”而從“應有”出發,構築一個龐大的法哲學體系。但由于現實生活中的法律並非是抽象原則的表現,構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則的嘗試就會遇到無法克服的障礙。在馬克思接受了黑格爾的學說後,才逐步認識到“應有”與“現有”不應該是對立的,而應該從“現有”事物的自身矛盾出發,來求證“現有”與“應有”的統一。經過反思,馬克思發現這種先驗地規定法的原則、概念和定義的研究方法,猶如成文法在自己的思想中發展成爲一種不同于其“實在的形式”的東西,而這正是理想主義的法學觀和唯心主義的方法論所致。

  在黑格爾關于思維和存在的對立統一學說中,馬克思找到了批判康德用“應有”審視“現有”、用主體駕馭客體的理論武器--辯證法。由于黑格爾認爲不應該隨意地分割客體,而應該在主客體的相互關系中探索真理。所以,馬克思看到了黑格爾哲學方法論的深刻之處,而這種從現實中尋找理論支點的觀點,正是自己構築法哲學宏大體系的不足和缺陷。但同時黑格爾的理論體系又表現出一種“官方哲學”的弊端,並試圖給社會曆史的發展規定一個界限,這也暴露出黑格爾理論體系和方法之間的矛盾。于是,馬克思把康德和黑格爾理論結合起來,並用一種面向現實的新時代精神去改造他們的思想,從而確立了新理性批判主義的法學方法論。

  在新理性批判主義法律觀時期,反映了馬克思早期的法學方法論有著如下特征:首先,馬克思繼承了古典自然法學派關于“實然法”與“應然法”的二元論思想,把法區分爲真正的法和形式上的法。在出版自由的辯論中,他對普魯士國家的書報檢查令進行分析後指出:“書報檢查令制度與出版法間的差別就是任性和自由間的差別,就是形式上的法律和真正的法律間的差別”。[[2]]他認爲,法律要想成爲真正的法律,就必須以規範的形式確認人的自由權利,出版法只能是對出版自由的確認。所以,從應然意義上講,“法典是人民自由的聖經”。[[3]]其次,馬克思吸收了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性法思想,形成了具有辯證精神的批判理性主義法律觀。近代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論特征是推崇理性和自由,把法律現象視爲是人類理性的體現。馬克思融合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和啓蒙思想家的理性方法,揚棄了古典自然法學派的“永恒理性觀”,一方面肯定了近代理性主義法律觀就像“哥白尼發現太陽系”一樣具有重大的意義,另一方面也把現實的經驗生活看作是影響國家和法的重要因素。他還對費希特、黑格爾等人評價到:“他們都已經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了,他們是從理性和經驗中而不是從神學中引申出國家的自然規律”。[[4]]再次,馬克思區分了“事物的法的本質”和法律之間的不同。在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馬克思認爲法律“是事物的法的本質的普遍和真正的表達者。因此,事物的法的本質不應該去遷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應該去適應事物的法的本質”。[[5]]當然,至于什麽是“事物的法的本質”馬克思沒有給予准確而科學地界定,但可以看出馬克思所認爲的法的本質仍然是抽象的自由、理性和正義。馬克思在談到農民與國家的關系時,要求國家和法要超脫各個等級的利益,這顯然還是黑格爾“理性國家”的觀點。

  可見,青年時期的馬克思雖然受到了古典自然法學派自由理性主義和黑格爾思辯唯心主義的影響,但馬克思這時已經超越了古典自然法學派和黑格爾。他的新理性批判主義法律觀一方面避免了啓蒙思想家們的浪漫與激情,另一方面也比黑格爾更能體現革命性。

  在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馬克思切身地感受到黑格爾的理性國家和古典自然法學派的理論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差異。他已經意識到法的現象背後隱藏著一種影響法的因素,這種因素比人類理性更能決定法的性質的“利益”。馬克思發現在普魯士國家裏,“就是要保證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即便是因此毀滅了法和自由的世界也在所不惜”。[[6]]所以,當利益與法沖突時“利益總是占了法的上風”。[[7]]盡管馬克思還沒有能夠科學地揭示利益的內在規定性,但是已經爲他以後離開新理性批判主義而走向曆史唯物主義法學奠定了基礎。

  從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去把握法律現象,以及清楚地意識到社會經濟生活對法的制約作用,是馬克思對自己進行自我批判的結果。馬克思的自我批判也就是對黑格爾的法哲學的批判。經過在《萊因報》期間的實踐,馬克思開始對影響自己的黑格爾的思辯法哲學進行反思。黑格爾認爲國家是宇宙精神的體現,是決定社會形成和發展的創造性因素。由此出發,他把家庭和市民社會也看作是屬于國家的概念領域,看作是國家的有限性領域。也就是說,在黑格爾看來,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是倫理觀念發展三個階段。其中,家庭是“直接的或自然的倫理精神和狹窄的普遍性的領域”,市民社會是“特殊的領域”,國家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的統一,是絕對自在自爲的理性東西”。[[8]]所以,國家是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決定力量,家庭和市民社會缺乏應有的獨立性,它們是從屬于國家的,它們的存在是以國家的存在爲轉移的。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通過對黑格爾上述有關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的相互關系的學說分析後指出,黑格爾的這些觀點是“集法哲學和黑格爾全部哲學的神秘主義之大成”。[[9]]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就成爲馬克思對黑格爾進行批判過程的核心所在。馬克思認爲,黑格爾的法哲學完全顛倒了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把國家這種上層建築的東西當成了整個人類社會的基礎,而把社會的經濟關系當作派生性的東西。用馬克思的原話講是“條件變成了被制約的東西,規定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它的産品的産品”。[[10]]在黑格爾那裏,不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和法,而是國家和法決定市民社會。馬克思站在曆史唯物主義的立場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法哲學方法論,明確指出“市民社會決定法”的結論。他認爲,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而黑格爾卻把這一關系“頭足倒置”了,從而使他的法哲學成爲“邏輯的泛神論的神秘主義”。馬克思還強調,國家和法如果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爲基礎”,就不可能存在。可見,馬克思在這裏已經把被黑格爾顛倒了的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重新顛倒過來,理順了從市民社會到國家和法的邏輯順序。後來,馬克思在總結撰寫《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的成果時說:“我寫的第一部著作是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性分析,------我的研究得出這樣一個結果: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生活關系。”[[11]]

  通過對黑格爾法哲學方法論的批判性改造,馬克思主義法學方法論已經逐步開始走向成熟。在認識到“市民社會決定法”的邏輯命題後,馬克思開始關注社會經濟現象與法律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系,試圖進一步揭示市民社會的奧秘。1844年初《德法年鑒》第一期在巴黎出版,上面刊登了馬克思的《論猶太人問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等文章,這標志著馬克思和恩格斯從社會經濟關系探尋的開始。而後,馬克思系統地研究了大量的經濟學著作,並在此基礎上寫了《詹姆斯缪勒〈政治經濟學原理〉一書摘要》(巴黎劄記),《政治經濟學手稿》(巴黎手稿),在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馬克思在法學方法論上的重大變化。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以異化爲中心範疇,揭示了經濟異化和法律異化的關系,認爲經濟異化是法律異化的基礎。在馬克思之前,許多思想家都從異化的角度對社會曆史現象作過探討,但異化思想在不同的思想家那裏具有不同的意義。馬克思看到了以前的思想家們的異化觀雖有合理之處,但都沒能從社會經濟關系的角度來考察異化的經濟現象對包括法律在內的社會現象進行研究。馬克思在分析了商品交換過程中勞動産品和貨幣變成了一種異己的存在物後,指出了私有制使商品交換中的當事人之間成爲一種相互排斥和敵視的異化關系,從而使國家權力和法律也變成爲人的對象化的異化的現實。二是通過對古典經濟學家形而上學方法論的批判,確立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論原則。黑格爾在其法哲學體系中第一次運用了“從抽象到具體”的方法,馬克思吸收了這一科學的研究方法。在《巴黎手稿》中,馬克思強調必須“從當前的經濟事實出發”,[[12]]對概念、原則和理論進行再現和複原,這是一個從思維抽象到思維具體的過程,它和“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共同構成了認識、分析和敘述事物的兩個方面。

  《巴黎劄記》和《巴黎手稿》中所確立的異化勞動理論和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論原則,成爲曆史唯物主義法學方法論誕生的起點,尤其是爲完整、科學提出曆史唯物主義進行了方法論准備。1845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相聚在布魯塞爾,並共同撰寫《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這標志著曆史唯物主義法律觀和法學方法論的形成。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明確表達了生産力決定“交往形式”,國家和法受制于社會經濟狀況的曆史唯物主義法律觀。由此出發,他們對法的本質和特征等問題作了科學的探討,指出由統治階級“共同利益所決定的這種意志的表現,就是法律”。而這種法律的基礎“就是他們的生活條件,這些條件是作爲許多個人共同的條件而發展起來的”。[[13]]此後,他們又在《共産黨宣言》、《資本倫》等著作中進一步完善了曆史唯物主義的法學方法論體系,從此,法學研究“發生了一種轉向于強調經濟的變化”,使法學思想趨向于一個新的變化。[[14]]

  二、階級分析法:對法律問題的社會學解讀

  對社會各階級的沖突進行角色分析屬于社會學的理論模型之一。這種分析方法並非馬克思首創,在馬克思之前,這一理論就已經産生了極爲廣泛的影響力,一些資産階級學者也觀察到並公開承認階級和階級鬥爭現象。英國法社會學家羅傑·克特威爾指出,曆史上許多學者都認爲“法與社會各階層--即社會個體的等級排列--之間的關系是不言自明的”。[[15]]早在古希臘,哲人柏拉圖就曾對城邦中人被分爲窮人和富人作過討論,這實際上就是對城邦社會階級構成與階級沖突樸素概括。18世紀的詩人奧立佛·戈德斯蜜思也寫到:“闊老統治法律,法律折磨窮人”。[[16]]直到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意識和觀點才被體系化爲一種科學的學說。正如馬克思本人所說:“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很久以前,資産階級的曆史學家已敘述過階級鬥爭的曆史發展,資産階級的經濟學家也已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17]]但是,無論就階級的實質還是就階級劃分的依據而言,資産階級學者都沒能給予具有說服力的解答。也正因爲如此,馬克思才被西方社會學界稱爲與迪爾凱姆、韋伯齊名的“國際社會學三重陣之一”的社會學家。[[18]]

  對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形成直接影響的是19世紀20年代法國複辟時代的曆史學家們研究成果。他們從英國17世紀第三等級反對貴族的鬥爭,以及法國貴族階級、中等階級和下層社會各階級的不同利益的沖突中,概括了人類曆史就是由等級鬥爭構成的狀況。比如梯葉裏就繼承了其有義父聖西門關于“各種階級和各種利益的鬥爭”的思想,並以此分析英國革命運動。米涅也在《法國革命史》一書中對等級鬥爭對法國革命的影響進行了分析。而基佐則在《民主論》中把人類社會的曆史概括爲是階級鬥爭“最普遍、最強有力的表現”。[[19]]但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發展了他們有關階級鬥爭的觀點。這主要表現在:1、馬克思首次將階級的存在與生産力發展的曆史階段和由此産生的私有制聯系起來加以考察,並指出後者作爲前者的客觀基礎。2、在階級劃分的標准問題上,馬克思發展了他們以收入差別和利益的劃分標准,而根據生産關系和和所有制的方式來劃分階級,使階級劃分的標准具有明確的質的規定性。[[20]]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是與辯證地聯系觀點和發展的觀點密不可分。如果不與現實的階級關系、階級鬥爭狀況相聯系,不注意階級狀況的發展變化,或者只看到階級對立的一面,而看不到階級妥協甚至合作的一面,就會孤立地濫用階級分析方法。

  階級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法學的重要標志之一,它在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占有極其重要的位置。馬克思主義法學的階級分析方法不僅在社會主義國家得到了廣泛的認同,就連西方的法學家們也對這一方法顯現出極大的興趣。例如,羅傑·克特威爾就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階級分析方法表現出一種極爲贊賞態度,他說:“各個時期的判決記錄使馬克思的名言‘你們的法不過是把你們的階級意志編成適用于所有人的法律’顯得極其有理”。[[21]]當然,就像任何理論都會遇到挑戰和批評一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也同樣受到來自于各個方面的攻擊。在當代社會也有許多對階級分析方法的批評者,他們認爲“‘階級’這個概念極不清晰,而且不易把握。由于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也同樣出現‘新生階級’,所以‘階級’概念對一切馬克思主義者而言都是一個難題。具有說服力的曆史理論和法理學很難建立在這樣不清晰的概念基礎之上”。[[22]]盡管如此,階級分析方法依然是分析階級社會這一特定社會中包括法律現象在內的各種社會現象的有效方法。之所以做這樣的判斷,是由于大量的人類學考察表明,階級的出現是法律得以誕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法律現象與階級現象的聯系自法律産生之日起就存在了,並且隨著階級關系的發展變化,法律也會呈現出不同的狀況。所以,運用階級分析方法可以解決法學領域中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諸如法的本質、法的運動規律等。

  對馬克思主義法學的階級分析方法的認識不能與唯物史觀相脫離。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中,曆史方法和階級分析方法是辯證統一的,既不能將兩者視爲是完全的一致,也不能將兩者簡單的等同。曆史方法是辯證法對曆史過程的理解,而階級分析則是唯物史觀的核心。由于階級分析方法作爲分析社會沖突的理論模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對它的運用要與社會實際發展的狀況相適應,而且階級鬥爭不像“物質存在”那樣具有普遍性,階級鬥爭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呈現出複雜的狀態。所以,如果不能“特殊”地對待階級分析方法,就會使其成爲一種教條。在馬克思主義法學的發展史上,把階級分析方法簡單化和教條化的做法也不少見,尤其是在“左”的思想泛濫之時表現更爲明顯,而階級分析方法之所以成爲最容易教條化的研究方法,就是沒有把它曆史地加以對待所致。

  當然,反對孤立、片面強調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的“唯階級論”不是要漠視階級分析方法。無視階級分析方法同唯階級分析方法一樣,都是理論上不成熟的表現。實際上,在階級對立已經不存在以及階級鬥爭已經不再是社會主要矛盾的今天,階級和階級差別卻依然存在。同時,對階級對立社會法律的曆史認識,仍然需要用階級的觀點去分析和考慮。恩格斯曾經說過:“蔑視辯證法是不能不受懲罰的”。[[23]]法學研究和法律科學的曆史表明,階級分析方法只有在尊重曆史的辯證法的前提下,才能成爲一種研究社會發展的有效方法。

  三、理論敘述法:對法律問題的哲學統攝

  按照馬克思主義法哲學方法,法學研究作爲一種對法律現象的認識和思維活動,包括分析與綜合相統一、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邏輯與曆史相統一等方法。其中,分析與綜合相統一的方法是最基本的、核心的辯證思維方法。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方法、邏輯與曆史相統一的方法都是辯證思維方法的具體表現形式。它們之間相對完整地組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法哲學的方法體系。

  首先,分析與綜合相統一的方法是超越形而上學方法的矛盾分析方法。在西方法哲學史上,形而上學或簡單抽象的方法曾經是法哲學研究的主流,人們習慣于“事先假定了一個業已先在的世界,于是認識的主體就顯得是一張白紙。有人說這種說法系出自亞裏士多德,但其實除亞裏士多德外沒有人更遠離這種對于認識的外在看法了”。[[24]]按照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是就是,非就非”,否認“是”與“非”之間的辯證統一,其結果是要麽否定一切,要麽肯定一切。這種認識問題的方式使抽象思維絕對化,具有一定的主觀性和片面性。黑格爾在批評這種觀點時認爲,哲學方法既是分析的又是綜合的,而且分析與綜合不能在平列並用的意義上來理解。分析與綜合“不是同時進行的,而是先後相繼的,一般來說,先進行分析而後進行綜合”。[[25]]在關于分析與綜合的關系方面,黑格爾還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用分析方法來研究對象就好象剝蔥一樣,將蔥皮一層一層剝掉,但原蔥已不在了”。[[26]]所以,黑格爾強調要認識原蔥就需要綜合,分析的目的就是爲了綜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吸取了黑格爾分析與綜合相統一方法的合理因素,認爲“進行抽象就是進行分析”,通過分析對法律進行分解,在區分出本質因素和非本質因素的基礎上抽象出本質,從而達到分析的目的。但是,分析與抽象又是有區別的,它們既有著內在的統一性又有外在的分離、分立或對立。這種區別表現在分析是依據法律的相異律,將法律這一認識對象分成不同的類,並達到使對象區分開來的目的;而抽象則是依據法律的同一律,將法律這一對象歸于同一類,並達到使對象統一起來的目的。可見,分析與抽象的綜合是辯證的內在統一,其既有統一的一面,也有差異的一面。差異是包含在統一之中的,而統一又揚棄了差異。

  運用分析與綜合相統一的方法對法律現象與法律本質的進行認識,就是要貫徹矛盾分析法,揭示出法律現象與法律本質之間的矛盾,既看到兩者之間相互否定的方面,又要看到兩者之間的內部聯系。用分析方法對法律現象進行分解,抽象出其中共同的、普遍的東西,然後再對這些經過分解的東西進行綜合,把被分解的各個要素聯系起來,從而得到一個關于法律的整體觀念。這裏需要說明的是這種綜合後得出的整體觀念,並非是從分解出來的不同要素中簡單歸結出來的法的本質,而是要讓這種抽象出來的法的本質再回到現象,檢驗它是否真正是法的本質。所以,綜合的過程也就是一個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

  其次,從具體到抽象、再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是衡量法哲學理論體系是否成熟的標志。以前,人們對法律現象的研究主要表現爲忽視法律的現實基礎,或者把這種現實基礎與法律之間的聯系看作是偶然的聯系。比如,貫穿于古希臘到近代的自然法學派對“自然法”與“實在法”的區分,實際上是把法律的基礎歸結爲一種虛幻的“自然狀態”,法律在這裏成爲超乎于現實和客觀世界的東西。針對自然法學派的方法論,黑格爾提出要“從具體上升到抽象”的研究方法,但是黑格爾最終仍然沒有能夠揭示法和國家的現實基礎,而把法律和國家變成了社會現實的基礎。馬克思看到了自然法學派這種先驗方法論的缺陷,也認識到了黑格爾法哲學的“失足”之處,並從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提出研究法律現象要深入到現存的、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從“現有”出發來考察法現象的內在矛盾。馬克思遵循唯物主義的認識邏輯,科學地把“從具體到抽象”與唯物主義結合起來,得出了“市民社會決定法”的結論。這樣,馬克思主義的法哲學改變了長此以往唯心主義那種“從天上降到地上”的認識邏輯,確立了“從地上升到天上”的唯物主義的法哲學方法論。

  盡管從具體到抽象是認識和分析法律現象的常用研究方法之一,借助它可以抽象出法的概念、原則和理論。但是,這些概念、原則和理論還需要按照一定的程序再現和複原出來,這就要求思維的抽象再回到思維的具體,這個過程就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它和“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一起構成了構建法哲學理論體系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曆史上第一次闡明“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邏輯方法的是黑格爾。黑格爾的《邏輯學》的概念系統就是“按照一條通過否定達到規定一個新概念內容的途徑構成的,這一概念系統是從單純的規定開始的,而後者較前者更爲豐富,善變的東西構成基礎,概念是在自身的流變中不斷得到豐富的”。[[27]]但黑格爾卻把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理解爲“具體本身的産生過程”,馬克思批判性地改造了黑格爾法哲學的敘述方法,認爲:“黑格爾陷入了幻覺,把實在理解爲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28]]黑格爾的邏輯顯然是錯誤的。關于這種方法,馬克思在《1857年--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認爲,與從具體到抽象的方法一樣,都是使思維“上升”的、科學的正確方法。對于它的含義馬克思作了這樣的解釋:“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爲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的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只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做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産生過程”。[[29]]

  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中的抽象是“思維中的抽象”,它是反映客觀事物一般屬性和關系的抽象思想和抽象規定,這種抽象不是隨意抽取的,而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般屬性和關系,對一個複雜整體而言,它是不可不具備的。例如,在法這個複雜中,就可以抽象出階級意志、正義、平等、自由、權利、義務、法權關系等抽象規定。從抽象上升到具體中的具體是“思維中的具體”,它是客觀事物各種一般規定性統一的反映形式,是各種抽象思想所組成的完整思想,它再現了客觀事物的整體。例如,對法現象中的階級意志、正義、平等、自由、權利、義務、法權關系等再進行綜合,這一次就比上一次對法就有了更爲具體和科學的認識。對此,馬克思在談到人口問題時就指出:“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得從那裏回過頭來,直到我回到人口,但這回人口不是一個渾然的關于整體的抽象,而是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總體了”。[[30]]思維中的具體在更高級的階段上否定了思維的抽象。

  雖然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是黑格爾以後才開始運用的,但從人類法律思想的發展史可以看出,既有從感性具體到理性抽象的認識過程,也有從思維的抽象發展到思維的具體的過程。這種思維路徑在西方法學各流派的離合過程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在西方早期的法思想中,人們還不能把法的現象與法的本質劃分開來,也不能對法的一般規定性作具體分析。因此,早期法思想和法的認識主要體現在從總體上勾畫和描述法的一般性質。到了近代,西方法學將法的各個要素相對區分開來加以研究,以後又形成了側重事實的社會學法學、側重形式的分析法學,側重價值的自然法學的格局。當代又出現了這三大法學派別日益合流的趨向,並且興起集三大法學派別于一體的綜合法理學。從這一曆程可以看出,西方法律思想的演變史就經曆了一個從抽象上升爲具體的過程,事實、價值和形式的分離是抽象的開始,而三派的合流則是在具體上的綜合。

  在法學研究中采用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可以使我們構建與現代科學體系相適應的法學理論體系,有助于對法律現象作辯證而系統的分析和理解。這一方法是一個完整的思維過程,它包括邏輯起點、概念中介、邏輯終點三個環節。其中,邏輯起點是指作爲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全過程出發點的概念、範疇或判斷。邏輯起點是對象領域中最一般的抽象規定,它具有該領域的全部特點並且是該領域全部矛盾的萌芽。在構建理論體系時,首先要確定邏輯起點,抓住需要說明領域中最簡單化、最一般化的抽象規定和矛盾萌芽。確定邏輯起點是形成科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前提;概念中介是指從邏輯起點到邏輯終點之間的一系列中間環節。它具有抽象與具體的兩重性、內容的多樣性和自身轉化的靈活性等特點。概念中介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揚棄的過程,它克服了邏輯起點的一般抽象形式,在揚棄中不斷豐富和形成越來越具體的思想;邏輯終點是思維認識某一具體對象的目的和結果。邏輯終點具有完備性和相對性,它既是該領域內具有最大的豐富性和完滿性的具體,卻又不能超越該領域。否則,就可能成爲另一領域的邏輯起點了。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中就以“占有”作爲他的法哲學體系的邏輯起點,以便“從這個最初的抽象規定”達到“最豐富的規定”。馬克思認爲黑格爾把“占有”作爲法哲學的邏輯起點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直接從占有引出所有權卻是過于簡單化了,因爲並不是所有的“占有”都是所有權。馬克思分析了財産關系的起源,認爲在人類曆史上存在著所有權和占有分離的情況,可能會出現先占有的事實,而後通過法律的確認擁有所有權的情況。在邏輯起點的問題上,馬克思除過批判黑格爾的錯誤以外,最爲成功的要算是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商品作爲其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的典例。而在法哲學理論體系上,馬克思沒有明確提出過邏輯起點的論斷,但是在馬克思法哲學理論中也可以看到馬克思關于把“利益”作爲邏輯起點的一些考慮和認識。由于馬克思主義法學把法律視爲是受一定物質生活關系制約的、由統治階級共同利益決定的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所以“利益”關系就成爲“把統治階級意志和經濟關系聯結起來的橋梁、紐帶和銜接點,離開了對人們交互行爲中的利益關系、利益沖突、利益矛盾的分析,就不可能理解經濟關系怎樣上升爲法,反映爲法的關系,也就不可能理解統治階級意志的內容”。[[31]]

  再次,曆史與邏輯相一致的方法是法哲學理論科學分類和建立科學體系的重要原則。曆史與邏輯相一致的方法就是要曆史的東西與邏輯的東西相統一,這一思想最早由黑格爾提出。但在黑格爾之前,一些哲學家就提出過邏輯的東西與曆史的東西相一致的零星思想。例如,17世紀的斯賓諾薩就說過:“思想的次序和聯系也就是事物的次序和聯系”的思想,19世紀法國複辟時期的曆史學家基佐、梯葉裏、米涅等人也曾力圖證明曆史過程的規律性來否定啓蒙思想家們關于曆史過程是偶然現象堆積的思想。黑格爾整理了前人的思想,明確地提出了曆史與邏輯相一致的方法,他認爲整個宇宙和人類曆史的發展都是有規律的,合乎邏輯的。他在《哲學史講演錄》中寫到:“曆史上的那些哲學體系的次序,與理念裏的那些概念規定的邏輯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32]]但是,黑格爾卻顛倒了曆史和邏輯的關系,把兩者的一致視爲是邏輯學的一致,認爲邏輯的東西是第一性的東西,曆史的東西受邏輯的東西所決定。馬克思在繼承黑格爾關于曆史的東西與邏輯的東西相一致的思想時,認爲曆史的東西和邏輯的東西相一致的基礎是現實的曆史,而不是絕對理念的發展。在這樣的基礎上,曆史的東西是第一性的,邏輯的東西是第二性的。

  按照馬克思的認識,所謂曆史的東西是指客觀現實的發展過程、人類曆史的發展過程和人類認識的發展過程。而所謂的邏輯的東西就是指思維規律和思維方式,如概念、判斷、推理、理論體系等主觀形態。在法學研究中,運用和貫徹曆史的東西和邏輯的東西相一致的方法,需要注意以下兩方面的問題:

  第一、法的邏輯的推演與法的曆史發展相一致。即法學思維中的概念、範疇和邏輯體系,要反映法的客觀現實、人類法律實踐和法律認識的發展過程。(一)、邏輯推演要與法的客觀曆史規律相一致。例如,生産力的發展導致私有制的産生,接著出現了階級,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便導致了國家和法律的産生。這一過程中,生産力、私有制、階級、國家和法律這樣的安排是曆史的事實。恩格斯指出:“曆史從哪裏開始,思想的進程也應該從哪裏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曆史過程的抽象、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33]]也就是說,私有制、階級在前,法律在後,這一次序不能倒過來。(二)、邏輯的推演要與人類法律實踐的曆史相一致。包括法律實踐在內的任何實踐活動總是處于一定的社會關系中的活動,並受到一定的社會曆史條件所制約。法學作爲對法律實踐進行總結的理論,也是根據法律實踐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法學理論從從神意說、權力說、理性說、意志說一直到馬克思主義法學,都是人類社會不同時期法律實踐的反映。(三)、邏輯推演要與人類法律認識的曆史相一致。法以及法律現象有其客觀的發展規律,而作爲對這一客觀規律進行反映的法律認識也是按照這一規律發展的。邏輯推演與法律認識的曆史相一致通常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個別人的法律認識與人類整個法律思想的發展規律相一致。從人類法律認識的曆程看,大致也經曆了從生動的 直觀(認爲法是一種超自然力量),逐步過渡到抽象的思維(法是人類理性的産物),達到辯證思維(法既有規律性質也有意志性質)的發展過程。而作爲個人的法律認識也大致上經曆了這樣一個發展過程。在兒童時期,對法的理解只是一種直觀的認識(如監獄、警車、警察抓壞蛋就是法)。進入青年時期,對法的認識已有運用概念和判斷的能力。如果至此再不經過專業的訓練,這種對法的認識將會相對地停留在此階段。但若對法進行學習和研究,便會開始看到法律現象中特殊與一般、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並突破簡單的抽象思維而進入辯證思維的過程。其二,法學諸範疇的邏輯推演與人類法律認識的曆史相一致。法學是人們對法及其演變規律的反映,同時也是人類法律認識史的總結。其中的概念、範疇是人們認識法律現象的小階段、小階梯,而這些概念和範疇又相互聯系、相互制約,形成一個嚴密的邏輯認識體系。法學中諸範疇和概念的邏輯發展,也正是人類法律認識的演變史。

  第二、法的邏輯說明與法的曆史敘述相一致。邏輯的說明方法是以概念、判斷、推理等思維方式所構成的邏輯體系形式來說明法的規律性的方法,而曆史的敘述方法是按照法律發展的自然過程,通過具體規範、制度和事件,如實地敘述和生動的再現法的曆史發展規律的方法曆史敘述的方法不象邏輯說明的方法是運用概念、判斷和推理來揭示法的規律性質,而是按照法律現象發展的自然過程和先後順序,如實地再現其本來面目。一般來說,理論科學運用邏輯說明的方法,曆史科學運用曆史敘述的方法。但這兩者又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相互統一的。一方面,邏輯的說明方法要以曆史敘述的方法爲基礎;另方面,曆史敘述的方法也要以邏輯說明的方法爲指導。在法學研究中,沒有邏輯說明的方法,曆史敘述方法就會迷失方向,找不到法的曆史規律和曆史線索。而沒有曆史敘述的方法,邏輯說明的方法又會變成脫離曆史事實的純粹概念和空洞的邏輯體系。

  [1] [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學[M].丁小春,吳越。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26.

  [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75.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71.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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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173

  [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179

  [8] [德]黑格爾。法哲學原理[M].範揚,張企泰。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253.

  [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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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美]羅斯科·龐德。通過法律的社會控制 法律的任務[M].沈宗靈等。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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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英]羅傑·克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M].潘大松等。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129.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332.

  [18] [德]迪爾克·克勒斯。馬克斯·韋伯的生平、著述及影響[M].郭鋒。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68.

  [19] 姜義華。階級鬥爭學說和階級分析方法是理解人類文明史的鑰匙[J].社會科學,1991,(9)。

  [20] 姜義華。階級鬥爭學說和階級分析方法是理解人類文明史的鑰匙[J].社會科學,1991,(9)。

  [21] [英]羅傑·克特威爾。法律社會學導論[M].潘大松等。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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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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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德]黑格爾。小邏輯[M].賀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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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103.

  [2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103

  [3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103.

  [31]呂世倫、文正邦。法哲學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107.

  [32] [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1卷)[M].北京:三聯書店,1956,34.

  [3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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