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的再生産實踐概念

作者: 發布時間:2014年07月18日 點擊數: 次 字體:小 大
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性意義的關鍵,並不是泛泛一般地肯定與捍衛馬克思哲學實踐概念的首要的與基本的合法性地位;而是如何反思與堅持馬克思的物質生産實踐概念的曆史觀方法論軸心作用。真正考驗馬克思主義哲學現實地位與未來命運的,是我們今天還能否理直氣壯地接著“生産實踐第一性”的觀點“往下講”!事實上,在20世紀西方哲學史上,一直存在著種種把馬克思主義社會生産概念狹隘化庸俗化理解的錯誤傾向。其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及其邏輯終結者“後馬克思主義”。

  比如,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爲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就認爲,當代資本主義已經從馬克思所看到的生産關系異化發展到生産力的異化,即從“過去”勞動對“現在”勞動、資本對人的奴役發展成爲科學技術生産力對人的自我奴役。人與人的矛盾被人與自然的對抗所取代。這種工具理性主義批判無疑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更深層的危機與社會矛盾,但它們卻把資本主義批判的重點從占統治的生産關系的批判轉向對整個生産力的批判,進而轉向對整個現代社會合理性的批判與否定。與此同時,在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以生産力異化爲核心的工具理性批判過程中,也轉向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生産方式理論的批判。

  到了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進一步用“反人類中心論”(如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等)式激進話語來批判發達資本主義工業社會。鮑德裏亞的《生産之鏡》(1973)與哈貝馬斯的《走向一種合理性的社會》(1971)等則是其代表性著作。在哈貝馬斯看來,必須在勞動與生産領域之外尋找解決晚期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問題的途徑,馬克思主義經典敘述已經無助于重建當代社會的“應然性”即合理性基礎。在他看來,重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基礎,乃是確立一種主體間的“理想溝通”語境——即能夠滿足言語行爲中所謂“真實性”、“真誠性”與“正確性”等諸項規範①。而在鮑德裏亞看來,正如當年費爾巴哈雖然深刻批判過宗教,但始終未能超越宗教一樣,雖然馬克思一生都在批判政治經濟學,但卻從未能超越古典政治經濟學;他一生批判黑格爾的絕對理性狡計,卻始終未能擺脫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理性狡計”束縛:“一個幽靈遊蕩在革命的想象中:生産的幻象。它到處維持著一種不受羁絆的生産力浪漫主義。生産方式的批判理論毫不觸及生産原理。它所闡發的所有概念都只是描述了生産內容的辯證的、曆史的譜系學,生産作爲一種形式卻完好如初”②。因此,必須放棄以“生産之鏡”反映現實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案,走向那種據說已經消除了能指與所指差別的“超現實”的“符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生産之鏡》一書中,鮑德裏亞對曆史唯物主義物質生産概念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批判③。他把馬克思的勞動生産概念簡單地等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交換結構中的效用性活動,並用所謂存在于原始部族生活中的非功利性的“象征交換”,來取代物質生産在社會曆史存在和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其實,這是把人類特定曆史時期中物質生産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說成是“生産力決定論”的一般結果,這顯然是混淆是非的妖魔化做法。

  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工具理性批判與鮑德裏亞的反生産主義的後馬克思主義批判的邏輯偏差就在于,他們雖然看到了資本主義當代發展中的新情況新問題,但是誇大了在社會層面上這一新情況的絕對意義,即把科學技術在社會曆史發展中、在實踐結構中的主導地位變成取代物質生産的一般基礎地位,把當代資本主義的階級統治中突出的文化心理因素變成唯一的統治形式。這就是他們所謂重建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努力導向一種嚴重的隱性曆史唯心主義。

  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爲,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工具理性批判把生産力與生産關系割裂開來,片面誇大生産力的技術因素的作用;把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生産關系割裂開來,否定生産概念的總體性與再生産的意義,突出強調人與自然的矛盾而忽略了人與人的矛盾,這無疑是對生産概念進行狹隘的庸俗化的理解。而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則是想脫離人與自然的關系來理解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但把人的道德知識修養進化與人的技術知識進化對立與割裂開來,這不僅無助于說明交往的發展動力問題,反而會使交往本質更加抽象神秘化。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條件下暫時出現的因科學技術片面運用而引起的社會危機現象,這無疑是抓住了現實的一個要害問題,但據此攻擊曆史唯物主義,說它們是生産力決定社會發展規律所引起的惡果,這顯然是幼稚的偏激表現。如此衆多不肖行狀與微詞乃是一種把暫時當永恒、把表面當根本的相對主義與非曆史主義。鮑德裏亞拒斥作爲一般社會存在基礎的物質生産,其實已經不是僅僅在反對馬克思主義,而是否定全部人類現代文明,是在開曆史的倒車!這種可笑觀念的實質,恰恰是把人類原始部族生活中曆史地生成的理想化社會關系加以永恒化,進而強加給全部人類曆史的結果。西方馬克思主義與後馬克思主義思潮的錯誤歸根到底就在于,他們並不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生産概念,主要不是一個有關人與自然之間的工具關系的問題,而是抽象概括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及其曆史性發展問題的科學範疇。

  二

  20世紀西方思想界盛行的“生産方式終結論”潮流,究其方法論錯誤根源就在于,它們並不真正地理解在馬克思那裏,勞動、生産、再生産與社會關系的生産和再生産,既是相互聯系,又是層次角度有所區別的概念範疇系列,是一種曆史與邏輯相統一的關系。馬克思從未把生産實踐歸結爲人類永恒的勞作活動,也沒有把生産實踐等同于人對自然的控制和征服,而是突出強調了生産實踐的社會關系性內涵與不斷變遷的再生産性曆史性特征。在最一般的意義上,通過人類實踐這個中介,人化的與曆史的自然最終形成了人類的社會存在與曆史。在人的社會實踐中,勞動與物質生産是最基本的活動。人類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與再生産既是全部人類社會生存的基礎,也是理解人類社會的本質和曆史進程的一條中軸線。物質生産過程既是人以一定的活動方式作用于自然、創造物質産品的生産與再生産,同時又是生産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即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

  作爲一種生物的存在,人的現實存在首先是一個基本的生物學事實,這是哲學曆史觀研究人與自然關系的起點。通常人們都會承認,人與自然之間有一條永遠無法割裂的臍帶,人如果要生存,就必須不斷地從自然界獲取物質生活資料,必須不斷地與自然發生物質交換。但是,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關系在本質上不同于一般的動物存在。

  人類和自然變換物質的方式,歸根到底就是勞動生産活動。物質生産過程是人以自身的勞動活動引發、調整和控制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構成人類生活永恒的自然條件,也是人類生存發展的永恒基礎。不管社會關系和社會形態如何變化,只要人類存在,以勞動實踐活動爲主導的物質生産過程便不會停止。勞動是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過程賴以實現的永恒的、必然的活動形式與載體:自然物在勞動過程中轉化爲越來越豐富的使用價值,即社會的物質財富;人的勞動本身就是一個物質形態的轉換過程,通過消耗人和自然的物質能量,轉化形成新的自然物質。

  勞動活動是人和自然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其他生物物種的生命活動本身就是自然的一個部分,是自然界的生物運動形式,直接受到自然運動規律的支配。人類勞動雖然也是客觀的物質變換過程,但與動物的活動不同,人的勞動不僅使自然物發生形態變化,同時也在自然物的變化中實現自己的目的和意圖。在這個過程中,人不再僅僅是自然生命的一般存在,也是超越自然的存在,即能夠進行能動創造的生命存在。這種超越自然的能動因素,表現爲人類勞動有意識、有目的的特征。勞動過程結束時實現的結果,在過程開始之前就已經在人的意識表象中存在了,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了。正像馬克思所說,“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就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④。勞動的本質,是從自然中誕生出來的人的主體能動活動對物質自然存在的幹預。但是,勞動所改變的只是自然物的存在形態,而非物質本身。勞動生産並不創造新的物質,只能引起物質形式上的變化。同時,勞動所引起的物質變換還受到自然規律的支配。勞動本身的自然基礎沒有改變,人在生産中也只能遵循自然規律。人類智慧的力量僅僅在于用“手”與“腦”來結合與分離物質,把自然物質中“沉睡著的潛力”解放出來。譬如,在陽光和水分的幫助下,我們在田地上種出谷物,經過靈巧而有智慧的“人手”加工,將某種昆蟲(如蠶)的分泌物變成美麗的絲綢;再如,經過科學技術的精密設計和物質生産,我們制造出複雜的計時鍾表、運轉億萬次的計算機和飛向太空的航天飛機。

  勞動與物質生産是表征人類實踐活動的兩個基本範疇。物質生産是人類通過勞動實踐創造物質産品的活動和過程,勞動活動是物質生産過程中的主體能動因素和決定性方面。沒有勞動便不可能有人對自然物質世界的實際改變與利用。而物質生産是勞動對象化的現實過程,即勞動活動得以現實性展開的具體的即社會的過程。物質生産是人類有意識、有目的地創造價值的活動,是人類創造滿足自身需要的生存條件和生活資料的社會性的活動與過程。

  馬克思主義哲學創始人在確立自己曆史觀之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便明確指出:人類曆史就是生産的曆史,就是社會生活的生産和再生産的曆史。這個“曆史”是通過人類社會整體存在的三重基本活動與關系形式來生成與表現的。

  人類社會曆史的首要活動與關系是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這是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是“第一個曆史活動”。作爲生存的基本條件,無論人還是其他動物都必須從自然物中獲得生命延續所必需的東西,但是,人與動物的區別在于,人不是簡單地接受自然的直接饋贈,而是通過自己主動的勞動活動來完成自己的生存的:“人們爲了能夠‘創造曆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爲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曆史活動就是生産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産物質生活本身,而且這是這樣的活動,一切曆史的一種基本條件,人們單是爲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去完成它,現在和幾千年前都是這樣”。所以,人的第一個存在與活動方式是“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同時,物質生産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它本身的發生和運動都是一個過程。所以,“第二個事實是,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爲滿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這種新的需要的産生是第一曆史活動”⑤。這就是說,新需要是生産的曆史結果,但又是生産順利推進的內在要求,而這種新的需要的實現則構成再生産過程。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與再生産,構成了全部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

  人類社會曆史的第二個原初活動與關系是人自身的生産。物質生産雖然是人類曆史的現實起點,但它並不是人類社會存在的直接目的,物質生産是爲了維系人的生存,也是爲了人類主體本身的生産與再生産。當然,人的生産也包含雙重因素,一是人類主體自身的自然生産過程,二是主體之間的某種自然關系。而人的主體關系一開始是從人的自然(血緣關系)開始的。“這就是夫妻之間的關系,父母和子女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家庭。這種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關系”⑥。這就是說,有生命的人的生産與再生産即人自身的繁殖,同時也是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人類生命的生産,無論是通過勞動而達到的自己生命的生産,還是通過生育而達到的他人生命的生産,總是表現爲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

  人類社會曆史的第三個基本活動與關系就是社會關系的生産。在物質生産中,一方面是人與物之間的曆史的自然關系,另一方面這種生産從來就是由人們共同活動結合起來的,這又是曆史的社會關系;在人的自身生産中,一方面是人與人的曆史的自然血緣關系,另一方面又是人與人之間曆史地構成的社會關系。易言之,物質生産和人自身生産的過程,同時就是社會關系再生産的過程。“生命的生産,無論是通過勞動而達到的自己生命的生産,或是通過生育而達到的他人生命的生産,就立即表現爲雙重關系,一方面是自然關系,另一方面是社會關系”⑦。社會的經濟關系、政治關系、思想關系、倫理關系、親屬關系等等,正是在物質生産和人自身的生産的過程中形成的。物質資料的生産和再生産、人自身的生産和再生産,以及社會關系的生産和再生産,是人類社會活動的基本方面,三者在曆史上同時存在並相互制約,始終發生作用。正是在這三種生産的過程中,社會成爲“一切關系同時存在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有機體”⑧。這三種生産的不斷進行,使社會需要不斷地得到滿足、更新、再滿足……從而使社會有機體不斷地複制和更新自己。

  物質生産不僅是多種多樣的,同時又必須是再生産的。這主要是因爲物質資料生産是整個人類社會存在的根本與永恒的發展動力,人類生存本身決定與要求生産過程的不可中斷性。

  早在創立唯物史觀之初,馬克思在批判費爾巴哈的直觀唯物主義“根本不理解人類曆史”時便明確指出,物質生産作爲“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活動”,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基礎,只要它哪怕只停頓一年,不僅整個人類世界甚至連單個人的存在也就沒有了⑨。後來,他在研究資本主義再生産過程及其規律時進一步指出,不管生産過程的社會形式怎樣,它必須是連續不斷的,或者說,必須周而複始地經過同樣一些階段。一個社會不能停止消費,同樣,它也不能停止生産。“因此,每一個社會生産過程,從經常的聯系和它不斷更新來看,同時也就是再生産過程”⑩。

  社會再生産首先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産過程。任何一個社會,如果不是不斷地把它的一部分産品再轉化爲生産資料或新生産的要素,就不能不斷地生産,即再生産。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在一年中所消費的生産資料,必須從當年的産品總量即社會總産品中取出相等數量的實物形式予以補償,社會才能在原有的規模上再生産或保持自己的財富。要進行擴大再生産,還必須有追加的生産資料加入新的生産過程。所以,馬克思恩格斯才強調,人類物質生活條件的生産與再生産是全部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

  三

  馬克思的生産實踐觀的本質特征,並不是“生産終結論者”所誤解的那樣是“技術決定論”和“功利價值至上論”,而是指人類社會的生産實踐本質論與生産實踐的社會關系論的統一。人類社會曆史的發生是通過生産開始和形成的,而這種生産總是在一定的社會活動方式中曆史地發生的。這就是物質生産的社會本質。正是物質生産的社會本質決定了人類社會曆史存在的本質和發展方向。

  生産勞動是人類在一定社會形式下對自然的占有。一方面,它是純粹的勞動過程,是人與外部自然的物質交換過程,勞動在一般的和直接現實的意義上形成了人化自然,引發了人的曆史與自然的曆史的決定性分離的第一步,爲屬人的世界創造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它又處于一定的社會形式之下,包含著人與人的特定社會關系。

  固然,勞動創造了人,人通過勞動從動物中分化出來,形成了自身及其社會。人只有繼續勞動才能作爲人而存在,才能保持自己質的穩定性,與動物界嚴格地區別開來。但是,就像分散的紗線不能叫做布料一樣,孤立存在的勞動者和生産資料並不是現實的勞動生産,孑然一身的人不可能去從事勞動生産。人類物質生産本身是以個人之間一定程度的交往,即共同活動(分工、協作、交換等)爲前提的。交往與生産互相制約,只有在一定的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範圍內,才會有人們的物質生産。社會關系是人類個體物質活動借以實現的必然形式。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也就不可能有人與自然的現實關系。“人們在生産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關系。他們如果不以一定的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相互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産。爲了進行生産,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的範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産”(11)。“一切生産都是個人在一定社會形式中並借這種社會形式而進行的對自然的占有”(12)。

  生産實踐活動的主要的“社會存在形式”是分工與協作(13)。現實的勞動生産首先是由勞動者、勞動工具與勞動對象三個基本要素所構成和結合而成的。同時,生産勞動者又不能單憑著個體力量實現與勞動工具、勞動對象的結合。他們必須在一定社會形式中並借助于這種社會形式來進行對自然的占有,這種社會形式實際上就是分工。“到目前爲止,一切生産的基本形式都是分工,一方面是社會內部的分工,另一方面是每個生産機構內部的分工”(14),“整個社會內部的分工,不論是否以商品交換爲媒介,是各種社會經濟形態所共有的”(15)。

  人類的生産活動從一開始就是社會性的活動,因此,自有人類的生産活動以來,就有作爲生産社會化形式的分工。社會分工隨著人類的生産而生産,隨著人類社會生産的發展而發展。在人類社會早期曾出現過三次具有曆史意義的社會分工。第一次是畜牧業與農業的分離,第二次是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第三次是商人階級的出現。前兩次社會分工都發生在原始社會時期,第三次社會分工發生在原始社會瓦解、奴隸社會形成時期。到了資本主義社會,社會分工才獲得了高度的發展。資本主義社會的分工産生于工場手工業時期,在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內部,分工是通過手工業活動的分解、生産工具的專門化進行的,它提高了勞動生産率。但是,這種分工卻使勞動者畸形化,摧殘了勞動者的體力和智力,使勞動者變成終生只會幹一種活的“局部工人”。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時期,分工進一步侵吞了勞動者體力和智力的一切自由活動,它不再管“人的手”怎樣,勞動者成爲機器的奴隸。工場手工業時期社會分工組織還是以人爲主體的、“純粹主觀的”,工具還是人的機體的工具;而在大機器工業和自動化時代,社會分工組織原則卻是“純粹客觀的”,無意識地運轉的機器體系是“主體”,而人的機體卻成了無機的機器身體的某個“有意識的器官”。機器的資本主義使用與資本主義的社會分工組織形式,盡管不是生産過程爲工人而存在的自主勞動社會形式,固然“是造成毀滅和奴役的禍根,但在適當的條件下,必然會反過來變成人類發展的源泉”(16)。從人類社會的曆史和未來趨勢看,社會分工的發展可以劃分爲四個基本階段或形態:原始社會的自然分工,從奴隸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發分工,社會主義社會的分工和未來共産主義社會的自覺分工。

  分工是推動社會生産發展的重要條件。自然分工的出現,使不同性別和年齡的勞動者得到了合理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勞動的熟練程度,從而有助于勞動生産率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産生,不斷分離出新的生産部門和新的工種,使生産日趨專業化,從而能夠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産率。一般地說,分工越精細,生産的專業化程度越高,社會生産力也就越高。

  協作是許多人在同一生産過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聯系的生産過程中,有計劃地一起協同勞動。協作有簡單協作和複雜協作兩種。簡單協作是在沒有分工的條件下,許多勞動者協力完成同一種工作,如搬運重物、挖渠等。這是一種最基本的勞動形式。複雜協作是建立在分工基礎上的協同勞動。它是把制造産品的各種操作分解開來,分別由一些人去做,每人只負責一種工序,全部操作由許多勞動者協同完成。從這種建立在分工基礎上的複雜協作來看,分工與協作是有密切聯系的。

  總之,在現實生活中,社會生産作爲人的活動,本身就是在人和人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交往中進行的,是一定社會形式下人們的共同活動。不管是原始社會的采集和狩獵,還是現代的社會化大生産都要求人們之間的協作與交往。這種協同地、社會地組織起來(現在體現爲更加細密的分工和合理計算的組織)的活動,對于整個人類的進步以及人類個體的發展都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和意義。人類社會的許多重要的品質,如集體主義觀念,共同勞動所要求的紀律,彼此間進行合作的誠意和協作精神,都是通過共同的生産勞動産生出來的。

  易言之,一切現實的物質生産都包括兩個方面,即生産的自然關系和生産的社會關系。一方面,它們都是發生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之中的社會實踐活動;另一方面,全部社會關系又都是建立在物質生産的基礎上,首先是生産,然後才是交換、分配、消費和廣義的交往等。也就是說,人們在從事物質生産、改造自然的同時,又形成、改造和創造著自己的社會關系。這種社會關系正是生産本身實現出來的曆史方式。一言以蔽之,物質生産的社會本質,不僅是指它必須在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形式中才能進行,而且意味著它本身就是一個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過程。

  四

  馬克思哲學視野中的生産實踐概念,歸根到底是以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爲核心的曆史唯物主義或曆史辯證法。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得以當代言說的合法性底限。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産與再生産,既是全部人類社會生存的基礎,也是我們得以窺視人類社會的本質和曆史進程秘密的樞紐。物質生産過程不但是一個直接的物質資料生産過程,而且是一個社會關系生産和再生産過程。人類社會曆史既是物質生産發展的曆史,也是社會關系不斷變化的曆史。這是因爲,在生産過程中發生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和人與人類社會關系的生産,也是一個再生産過程。物質資料的生産、人的生産和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本是同一個曆史過程,共同構成了人的社會活動的三個方面。最初的物質生産即是由人自身生産的需要引起的,是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最初的社會關系也是在人自身生産的過程中形成的。

  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具有兩重基本含義。首先,任何社會生産都是在結成一定社會關系的前提下才能進行生産,而這種一定社會關系條件下的生産,同時既生産出新的産品,也生産出新的社會關系。一定社會關系中的物質生産在同一個過程中,不僅生産出物質産品或財富,而且引起一定的新的社會關系。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就是一方面社會關系生産出或凝結爲“物”,另一方面“物”又再生産出社會關系這種生産過程的二重性。例如,馬克思多次強調,資本不是物,而是一種社會生産關系,這是資産階級的生産關系,是資産階級社會的生産關系。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並不是天然的自然物質,而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生産出來和曆史積累起來的關系物。資本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被用來進行新生産的抽象物。“難道不正是這種一定的社會性質把那些用來新生産的産品變爲資本的嗎”(17)?資本主義生産一方面生産出豐碩的社會財富,另一方面生産出越來越不平等的社會關系與尖銳的階級矛盾:“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産品作爲資本來生産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18)。資本主義形式下的財富生産處處表現爲它自己的對立面。“這是始終以貧困爲前提、並且只有靠發展貧困才能使自己得以發展的財富”(19)。

  其次,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是指任何社會生産都具有階段上的連續性與形態上的轉化性的過程關系特征,即作爲生産結果的生産關系又作爲生産前提而被再生産出來,即再生産出或引起新的生産關系與過程。這導致了社會生産的連續不斷性與周期性循環。“社會生産過程的任何前提同時也是它的結果,而它的任何結果同時又表現爲前提。因此,生産過程借以運動的一切生産關系既是它的條件,同樣也是它的産物”。同理,資本主義既是它之前的社會形式生産與解體的沉澱物或産物,又是資本主義“自行起作用”、“自我實現”的前提,它甚至是“它自己再生産的産物”。資本主義生産是在作爲資本主義生産的既定前提的資本這個基礎上進行的,但是,這種前提也像雇傭勞動一樣,“是資本主義生産的經常的創造,是它的經常的産物”(20)。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不是當代西方形形色色的社會思潮所曲解的庸俗的“經濟技術決定論”,而是辯證的和曆史的唯物主義,就在于它不是用單純的經濟或技術因素,而是始終堅持用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來說明曆史發展的根本動力和社會存在的客觀本質。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理論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區別于以往的曆史觀(包括英國古典經濟學、空想社會主義和德國古典哲學)的根本所在,是解答各種曆史難題的利器。

  關于社會關系再生産思想在曆史唯物主義中的舉足輕重的核心地位,經典作家們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恩格斯在1890年致約·布洛赫的信中即指出:“根據唯物史觀,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産和再生産。無論馬克思或我都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麽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21) 列甯後來非常清晰地闡明了在馬克思那裏社會生産關系的基礎性作用。他指出,馬克思“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劃分出經濟領域,從一切社會關系中劃分出生産關系,即決定其余一切關系的基本的原始的關系”(22)。馬克思的整個思想體系的基本觀點即是“生産的社會關系”的思想(23)。

  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理論貫徹了生産實踐第一、曆史性第一的辯證的和曆史的唯物主義方法論精神。它強調的與其說是物質生産和經濟技術在曆史發展中的決定性作用,不如說它指出了任何社會形態與生産方式的存在的暫時的曆史的特征,指出了任何社會都不會是“從來如此、永遠如此”的僵硬的自然結晶體,而是被一定社會關系條件所産生的、因而必然要被新的生産關系所取代的暫時的曆史形式。馬克思指出,堅持用生産勞動原則來說明資本主義社會的古典經濟學家,最終仍然是曆史唯心主義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們想把資産階級生産的生産關系的一定曆史形式,說成是絕對的永恒的自然的生産形式,把資産階級的資本的生産變成某種絕對的物的生産,而不是把它僅僅看成某種相對的曆史的關系的生産,看成是物和社會勞動的關系。古典經濟學家們沒有把資本看作是一種關系。他們不可能這樣看待資本,因爲他們沒有同時把資本看作是曆史上暫時的、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生産形式。古典經濟學的缺點與錯誤是,“它把資本的基本形式,即以占有別人勞動爲目的的生産,不是解釋爲社會生産的曆史形式,而是解釋爲社會生産的自然形式”(24)。而實際上,任何物的生産並不是某種絕對的本質統一或第一性的東西,而只是一定的社會的關系生産的曆史表現。“只有把資本看作一定的社會生産關系的表現,才能談資本的生産性”(25)。而只有用生産的眼光看待資本或任何一種社會存在,那麽,這種關系的曆史暫時性質才會顯露出來,這種用關系的生産來說明曆史的觀點,無非是強調指出了“任何社會的生産關系本身都爲自己的滅亡創造了手段”。

  社會關系的生産和再生産,既是物質資料的生産與再生産的必然結果,也是其必要前提。爲了生存,也就是爲了能夠進行生産,任何社會形態都必須在生産的同時進行生産條件的再生産,即必須進行現存生産關系的再生産。社會關系的生産和再生産是體現社會物質生産過程具體內容的“形式”,是支撐社會存在的整體結構力量。具體而言,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總體。一定的人類社會存在本身並不是一個孤立靜止的物質實體存在,而是一個由特定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維系的複雜總體結構。馬克思說過,“每一個社會中的生産關系都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26)。生産關系的總和就是全部社會關系構成爲所謂社會,並且是構成爲一個處于一定曆史發展階段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産階級社會都是相應生産關系的總和,各自標志著人類曆史發展進程中一個特殊的階段。社會關系是連接一個社會物質生産與精神生産、文明社會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基本結構,它是以整體的面目呈現的。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既包含了物質資料的生産與再生産過程中的社會關系,也體現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生産過程中的社會關系;既反映了文明社會經濟活動中的社會關系,也內在地包含著上層建築領域中人們的社會政治關系與思想關系。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一方面取決于相應的物質生産資料和生産力的發展狀況,另一方面也反過來決定著該社會政治思想上層建築的狀況與方向。

  第二,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是具有主導性和曆史性特征的動態結構。在任何社會形態下,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過程都不是單一的,它的形式十分複雜多樣,且共存與交融。其中各種社會關系的地位與作用都各不相同,往往有一種形式處于統治地位、起支配作用。正像馬克思明確指出的那樣,“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産決定其他一切生産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裏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27)。相應地,在每個時代和社會形態中,“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現出來的占統治地位的物質關系”(28)。例如,在土地所有制處于支配地位的社會形式中,宗法的、血緣的、地域的自然聯系與宗教文化觀念占據優勢;在自然經濟爲主的社會裏,商品經濟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就只能處于附屬的地位。事實上,古代社會的生産關系是被掩蔽在自然的血緣關系之下的;而到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直接按照生産過程的本性而形成的生産關系取得支配地位,社會曆史所創造的物質條件占優勢,原來支配人們的自然的、地方的社會關系生産與再生産,便越來越被社會化的大生産和市場交往關系所排擠,甚至消亡;古代曾經作爲最基本的生産單位的血緣家庭,現在被降低爲一個單純的消費單位。同樣,在古代社會中曾經成爲主宰的農業就反過來作爲工業經濟和市場經濟的一個部門而從事生産與再生産。

  第三,社會關系的生産和再生産歸根到底是伴隨著社會曆史的發展而不斷向前發展的客觀過程。生産總是在一定社會曆史條件下進行的,它必然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下,以一定的形式構成的物質實踐過程。“生産者相互發生這些社會關系,他們借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産的條件,當然依照生産資料的性質而有所不同”(29)。任何社會關系都是由一定的物質生産水平決定的,並隨著生産力的發展而不斷變化。生産方式和生産資料也不斷地革命,越來越精細的勞動分工必然引發更進一步的分工,機器的普遍采用也必然導致機器被更廣泛地采用,大規模生産則勢必導致更大規模的生産組織。總之,社會生産關系隨著物質生産資料和生産力的變化和發展而發生相應的變化和發展。而當這些生産的社會關系的總和所構成的社會經濟結構(即經濟基礎)發生變更之後,龐大的上層建築也必然或快或慢地發生變革。社會關系的生産與再生産是社會結構變遷所必需的動力機制和保障。

  注釋:

  ① 于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行動理論》,重慶出版社1994年版;于爾根·哈貝馬斯:《交往行動與社會進化》,重慶出版社1989年版。

  ② Jean Baudrillard, 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Telos Press, 1975, p. 17; Jean Baudrillard, Select Writing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04, pp. 115—116.

  ③ 鮑德裏亞:《生産之鏡》,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頁。

  ⑤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頁。

  ⑥ 同上書,第80頁。

  ⑦ 同上書,第80頁。

  ⑧ 同上書,第143頁。

  ⑨ 同上書,第77頁。

  ⑩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1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6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頁。

  (1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9頁。

  (1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0頁。

  (1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7頁。

  (16) 同上書,第537頁。

  (1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45頁。

  (1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3卷,第708頁。

  (1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頁。

  (20) 同上書,第564、546頁。

  (2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696頁。

  (22) 《列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頁。

  (23) 《列甯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556頁。

  (25) 同上書,第291頁。

  (26)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4頁。

  (2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4頁。

  (28)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98頁。

  (29)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86~4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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