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自由觀”探索

作者: 發布時間:2014年07月18日 點擊數: 次 字體:小 大
馬克思關于“人類自由”的思趣,已被我國學術界普遍認同。然而,與此割舍不斷的“個人自由”問題,由于種種原因,卻至今鮮有人問津。有鑒于此,本文特探討馬克思的“個人自由觀”,以補我國馬克思主義研究之缺憾。

  一、個人自由的學理根據

  在馬克思的眼底,個人無疑是應有自由的,其底據在于人類本質的自由特性:“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① 人類的這種特性有其自身的學理邏輯與曆史根據。

  從學理邏輯看,人類自由自覺的本質源于生存的二重境遇,“人雙重地存在著,主觀上爲他自身存在著,客觀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這些自然無機條件之中。”② 這就是說,在客觀上,人作爲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須依賴外部世界存活,因此他與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一樣,都是受動的“對象性”存在物;但在主觀上,人又是秉有自我意識的存在物,所以他的生存具有超越性,能夠通過人所特有的“對象化”活動方式把自己從自在世界中提升出來。馬克思曾形象而准確地描述過“對象化”活動方式:“蜘蛛的活動與織工的活動相似,蜜蜂建築蜂房的本領使人間許多建築師感到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從一開始就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③ 從中可見,所謂“對象化”活動,也即作爲存在主體的人,他在以某一對象爲自己生命的存在對象時,他也依自己的意向與能力改變對象,從而在改變當下的生存境遇時爲自己創設另一種生存境域。這樣,在“自己是自己的存在方式的理由”的意境上,人是“自由”而非“他由”的存在物。另外,還因爲人的“對象化”活動都是有“內心圖像”(馬克思語)事先存在的,所以它還具有“自覺”的性質。

  從曆史根據看,自由是人類曆史的起點與實質。人曾經是作爲大自然一個自在部分的動物。人之所以成爲人,是從他不再把自身當作自然的部分,而是把自然作爲自己的對象進行改造的時候開始的。換句話說,當人不再盲目地受環境支配,而是作爲能駕馭自然必然性以改造環境的主體時,人才成其爲人,人的曆史才成爲自然界生成爲人這一過程的現實的部分。事實上,曆史的實質就是一部人類不斷追求自由、擴大自由的曆史。馬克思指出,最初是“人的依賴關系”。爲了擺脫這種主奴關系,千百年來,人們不知進行了多少百折不撓的鬥爭,才終于迎來了第二個階段,即“以物的依賴性爲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在這階段中,直接的依賴關系爲間接的依賴關系所取代,人獲得了形式上的自由,卻由于對物的依賴還沒有獲得實質上的自由。但是人們只有在這種脫離了直接的人的依附關系的社會形態下,才可能“形成普遍的社會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從而爲人的更高的發展形態創造條件。這一更高的發展形態就是“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的共同的社會生産能力成爲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④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恩格斯把共産主義的根本旨趣界定爲:“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産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裏,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⑤ 人類自由作爲普遍的“共性”,只有寓于“個性”中才能存在,因此它必然體現爲個人自由。然而,盡管個人自由禀具必然性,它卻必須靠社會關系來保障。因爲“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⑥ 在這個意義上,個人自由便意味著在“三維立體”的社會關系中進行自主性的選擇。

  其一,在經驗性的維度上“選擇”不同的個性。馬克思指出:“任何人類曆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存在。”⑦ 在現實中,“有生命的個人”首先是在具體社會環境中實踐著的人。具體社會環境是實踐的三維立體圖景中的一個點。作爲一個點,它有其不同于其他點的特殊質的規定性。在不同的具體社會環境中實踐著的個人,由其各自特殊的不斷發展著的實踐機制和不斷變化著的實踐取向所決定,“活成”了不同的“個性”。展開來說,因爲任何個人都是憑著自身所處的社會氛圍而獲得的價值意識進行活動的,因此,盡管這種活動帶有盲目性,但個人的欲望、目的、動機等等價值目標的選定,卻是自覺的、意識到的。在這種視角下,社會上那些看似盲目的、自發的力量,在具體的環境和情境中卻是自覺與自主的力量,而且它們的“合力”最終構成了曆史發展的規律。個人只要認識了這種規律性,就可順勢而爲,成爲自覺的曆史主體,自主地選擇實踐機遇。事實上,個人在具體的實踐活動中,自覺性越強,社會化程度越高,其內涵也就越豐富、越深厚,從而他“選擇”的個性也就越禀具進取性與創造性。

  個人能夠在經驗性的維度上“選擇”個性,這是人優越于動物的第一個本質特征。動物沒有覺醒的個性,其個性處于沉睡之中。只在“共性”鏈環偶爾破缺之處,它才以偶然性的身份表現出來。此“偶然性”作爲“個性”對“共性”的偏離,成爲基因突變的進化之源。人則不同,人禀有“個性”的自覺,因此能把個性變成自覺的活動與期待——期待共鳴和共享(即變成面向“他人”的呼喚)。這樣,個性不僅由曆史指向現實,而且由現實指向未來。唯其指向未來,才力圖創造未來,從而成爲曆史進步的動力。在這個意義上,人的個性及其活動本身即是自覺的進化之源。

  其二,在時代性的維度上“選擇”自我的價值。個人實踐活動由以展開的具體社會環境,作爲三維立體的社會關系的一個點,具有時代維度,即點中有面;所以每一個人的實踐活動無論怎樣特殊,都離不開特定時代所能提供的基本機制,都自覺不自覺地趨向于時代發展的必然取向。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裏談的是一定曆史發展階段上的個人,而決不是任何其他的個人。”時代性的社會關系造成曆史橫斷面上的各種機遇,迫使個人不能不進行選擇。因爲自由一旦成爲人之爲人所不能不具備的根本素質,它也就成了人之爲人不能不選擇的命運。你可以抓住機遇,也可以錯過機遇,這也是你的自由選擇。但是,有些機遇失去了,也就不會再出現,你失去的東西也就永遠失去了。因爲時代處于不斷的運演之中,任何一種社會關系的變化都會引出新的局面。對個人來說,這種局面有可能優于過去,也可能劣于過去,但不管怎樣,你必須接受新的現實,進行新的選擇。也許這種選擇是棘手的、令人煩惱的或不如人意的,但是選擇什麽和怎樣選擇卻關系到你的人生軌迹與人生價值:一方面,個人作爲主體的實踐能夠改變自身環境並導引生命活動的向度;而另一方面,個人活動在與他人活動的互動關系中,也會對社會産生一定的後果,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他人,成爲構成時代“合力”的組成因素。事實上,個人的素質與活動越迫近時代的制高點,他的自由選擇的空間也就越大,對時代的貢獻也就越多。

  個人能夠在時代性的維度上“選擇”自我的意義,這是人優越于動物的第二個本質特征。“動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動直接同一的。”它們只能將外在的自然內化爲自身的本能,永遠也不會有“時代”意識並據此選擇自己的主觀生活邏輯與客觀社會貢獻。人則不同,人能在既定的生存境遇中認識時代性的現實,並通過自主活動推動時代進步。任何人的活動都對時代的發展起著自己的作用。雖然一些曆史人物的活動對社會的影響可能大一些,但在質底上,只有千千萬萬普通民衆的活動所造成的合力,才最終決定著時代演進的方向和本質,從而成爲曆史的價值所在。

  其三,在曆史性的維度上“選擇”主體的超越。個人的實踐活動由以展開的具體的社會環境,作爲三維立體社會關系的一個點,還具有曆史維度,即點中有線。它表現爲:從事具體社會實踐的個人,一方面,通過自由的實踐內化著曆史,使自己成爲前人成果的繼承者,並且根據自身需求來選擇繼承內容和繼承方式;另一方面,通過實踐演進來選擇未來,使自己成爲傳統的揚棄者,並且將自己的實踐成果彙入曆史進程,爲後人的自由活動奠定前提。正是依據這種視角,馬克思指出:“彼此發生關系的個人世世代代是相互聯系的。”⑧ 這就是說,個人的自由活動與創造成果是通過曆史維度積累起來的,他們的主體性作爲曆史長河中的水滴,在總體上處于“後浪推前浪”的不斷超越之中。

  個人能夠在曆史性的維度上“選擇”主體的超越,這是人優越于動物的第三個本質特征。動物的生命特征是盲目地適應自然,所以其活動沒有曆史性的累積與超越。人則不同,人的活動秉有自由自覺的特性,因此個人的活動能形成“合力”而表現爲曆史的累積與超越。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每一代人依自由活動創造出眼下的現實,又以自由精神超越現實,就此構成文明的累積與進步,並顯示出人類本質擴展的無限性。在這個意義上,曆史維度的自由可以被看作人類——所有的個人實現從被決定狀態到自我決定境界,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這一超越的中介和內驅力。因爲超越一旦實現,就變成了現實,變成了某種新的決定力量,而自由卻不會就此止步,也不會有終極意義上的完成,所以它永遠活躍在兩極之中。它的質底就在于人類活動的不斷累積與超越。

  二、個人自由的現實領域與真谛

  馬克思認爲,個人自由在學理層面的成立尚是一種抽象,理論必須落實于實踐才是現實,而這與個人的自我意識不可分割,因爲“通過實踐創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界,證明了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也就是這樣一種存在物,它把類看作自己的本質,或者說把自身看作類存在物。”⑨ 延伸馬克思的邏輯,個人在實踐中進行自由選擇時,是以主體的自我意識爲前提的。也就是說,現實中的自由是與個人素質與意識密切相關的,對于愚昧無知並不以感性活動追求生命意義與理性權度的人來說,自由的本質尚未具備,因此還處于“精神動物世界”(馬克思語)。依據人的健全的自我意識,現代的個人自由可體現于經濟、政治、道德與私域四大領域。

  關于經濟自由,馬克思認爲,在“以物的依賴性爲基礎的人的獨立性”階段,個人享有市場經濟所需的自由行爲。其積極意義在于:市場經濟的價值精神允許人們合法地追求自身的物質利益,從而刺激了人的需要,激發了主體能動性,使人從停滯、滿足、無所作爲、聽天由命的狀態中解脫出來,去競爭、去冒險、去開拓新大陸,據此爲曆史演進灌注了活力。然而,馬克思更注重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負面價值的批判。他指出這種經濟模式誘發了“拜金主義”的滋生,使某些人的靈魂不在人自身,而在欲望的對立物——金錢之中,財富決定人的精神,支配人的行爲,其結果必然導致生存意義的異化,並使人類陷于階級社會而不能自拔。據此,他倡導後市場經濟的共産主義“自由勞動”模式,即“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産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交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爲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不管怎樣,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爲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⑩

  關于政治自由。馬克思認爲,現代工業文明所確立的“政治解放”是“人類解放”的前提,所以應肯定其正面意義爲主。政治自由體現著這樣的理念:每個人都有一條活生生的生命,有不被外力剝奪其生的權利;每個人都有占據自我思想空間和進行探尋的權利;鑒于生命和思想必須從外界汲取能量才能夠維持,故每個人都有要求相應經濟權利和文化空間的權利;這些權利是最基本的人權,具有完全的不可剝奪性。依據這種視界,國家法律賦予每一個人有多少權利和限制,人在多大程度上享有經濟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新聞自由、居住自由以致婚姻自由等,這些都反映出政治自由的程度。在馬克思看來,個人享有政治自由的實質是處理好自由權利與社會責任及法律義務的辯證關系。一方面,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是他的社會責任的必要前提。“一個人只有在他擁有意志的完全自由去行動時,他才能對他的這些行爲負完全的責任。”(11) 如果沒有一定的權利,就不可能或不應當存在行爲的責任問題。因此,任何社會成員在履行社會責任時,必須以擁有一定的權利爲前提。否認主體權利的外在的社會責任,不過是霍布斯心目中的“利維坦式”的外來強加物。不能設想,一個盡責任的人,竟會是喪失獨立個性、自由和權利的木偶。另一方面,從來就不存在拒絕一定社會責任和義務的抽象主體權利。任何具有健全理智的社會成員,當他們在一定條件下形成直接的社會權利要求進而轉化爲法定權利時,總是相應地承擔社會責任與法律責任,使自己的行爲及權利的行使盡可能符合社會一般意志的要求。總之,馬克思的結論是:“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12)

  按照馬克思的看法,國家法律除了表現爲對個人行爲的約束意義以及個人必須合理地運用社會賦予他的權利以外,也同時表明社會在賦予個人以一定的權利時,必須承擔保障這些權利實現的職責。這就是說,馬克思從現實的個人出發,強調社會的人性化。在他看來,個人的本質不是同其相對立的抽象的社會關系,人的社會本質就是人自己的活動、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享受、自己的財富。這些個人是怎樣的,這種社會聯系就是怎樣的。因此,“應當避免重新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同個人對立起來”(13)。當然,剝削者社會是不可能對保證個人的權利負起責任的,因此,只有共産主義社會才能實現對個人自由和權利的保障。“共産主義是私有財産即人的自我異化的積極的揚棄,因而是通過人並且爲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會(即人的)人的複歸。”(14)

  關于道德自由。馬克思認爲,道德就其本質而論,應該是人們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爲維護自身生活,實現人生價值,完善人的本質,協調或消解人性內在及外在矛盾所形成的,通過內心信念、評價態度、行爲規範、公衆原則等方式起作用的觀念——行爲(或實踐)系統。這裏所謂人性內在及外在矛盾,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社會與個人之間,個體自我內部及人類與自然之間的矛盾關系。將這些關系合理地引向和諧、融洽與統一,從而促進人性的完善和最後解放,便是道德所要達到的最高境界。而所謂道德自由,就是現實的人自覺地將道德本質落實爲道德實踐——個人通過自覺的趨“善”行爲而服務于人性完善和人類解放。“道德的基礎是人類精神的自律”(15),它主要體現在人的心靈在反觀自照中力求境界提升的那種主觀的努力中;它並不更多地依賴外部條件,然而它又對所有的人擁有客觀普遍的要求。一個人想做道德高尚的人,在任何條件下都可以自我成全。例如,富時可以富而不驕,貧時可以貧而無怨;達時可以“兼濟天下”,窮時也可以“獨善其身”。人在正常的條件下可以做一個高尚的人,人在非正常的條件下——例如被迫做了奴隸或是被禁束而做了囚徒——依然可以做一個高尚的人,道德的人。由此可見,“道德法則實際上就是從自由出發的原因性法則,正如支配感性世界中種種事情的那個形而上學法則,就是支配感性世界的原因性法則一樣。”(16)

  應該指出的是,一個人要實現道德自由,就必須是有人格的人——能夠深刻地把握道德准則,並有能力執行道德准則的人。日本學者小倉志祥指出,成爲有人格的人的條件是:個人必須具備主體性、所有性、責任性,即成爲能自我決策、自主行動和有自我批判精神,並對自己行爲承擔責任的人,因爲“人格是所有權的主體。”(17) 奴隸是沒有人格的人,因爲他沒有自主權,沒有自我意志,沒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權利。而道德行爲是以個人的自主、自覺、自由爲前提的。沒有個人“自律”性的主動選擇,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道德行爲的産生。那種由“他律”強制而産生的所謂“道德”行爲,充其量不過是人格“假面具”或精神盲從的飾詞。在這種意境中,能夠選擇道德自由的個人,必須是具有社會曆史主體意識的人,因爲前者只是後者的産物與組成部分。這樣,盡管有主體意識和主體能力的人不一定是有道德有人格的人,但是沒有主體意識和主體能力的人就一定不能成爲有道德的人。

  關于私人領域的自由。馬克思認爲,在一般的意義上,個人的經濟自由、政治自由與道德自由都是公共領域中的自由,即都是個人與他人或社會發生關系時的自由,這種自由的真正意趣在于自主地遵循公共規則,使個人權益與他人權益均得到維護。除此之外,個人還應有私人領域的自由,即個人的有些行爲與他人無關,不存在“規則”意義上的允許不允許或應該不應該問題。個人之所以必須享有私人領域的自由,是因爲“在任何情況下,個人總是從自己出發”(18)。對于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人來說,他直接面臨的最現實、最無可規避的存在就是自身存在,如果他不滿足這一存在的人性需求,不肯定這一存在的自由空間,那麽,這個存在就不是活生生的“個性”,而只能算是“類標本”的生物個體;如果整個人類都由這類生物個體組成,那麽,屬人意義上的世界也就蕩然無存。換言之,個人雖然不能離開社會環境而存在,但卻是有著自我意識的構成社會的最終實體。因此,我的遭遇、我的心境歸根結底都是由我發出並由我個人體驗的。他人可以理解、同情、勸說我,但他們不能也不可能體驗到我所體驗到的東西,他們的體驗由于理解了我而與我的體驗具有某些相似性,但永遠不會等同于我的體驗。這樣,我理所當然地享受個人的單獨自由——私人領域的自由。

  綜而述之,現實的個人自由之真谛是:“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曆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9) 從中可見,在“創造”的意境中,自由是對生活現狀、原有秩序、自然局限、傳統規範等一切現存的東西實施超越的精神現象、意志力量和實踐活動;沒有超越性,人類就只能有編年史,而不會有任何進步意義上的曆史。但另一方面,這種“超越”又不是爲所欲爲,而是受客觀條件制約的。就個人而言,現實的人不是既成的,而是動態實踐著的不斷完成著的存在,其存在方式就是根據客觀情勢進行持續的選擇與創造。由于具體的選擇與創造總是在一定境遇中進行的,因此個人的每一次選擇與創造都是有限的;但個人的選擇與創造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在其一生中不斷地進行著的。在這個意義上,只要個人的生命不停息,其自由對現實的超越就是無限的。

  自由的“超越”本性決定了個人承擔自由的沉重性。它具體表現爲:一方面,個人在擺脫各種依賴性而獲得自我創造性的同時,也逐漸擺脫著原先所有的安全感;就像我們長大成人,再不會有母親和老師們的教訓關照一樣。因此,我們在獲得自我尊嚴感和自主創造性的同時,不也體驗過深深的失落感和危機感嗎?當我們在魚龍混雜的人生旅途中面臨自我決策以雕琢獨立人格的情境時,不也受到“回到母親的懷抱中去”這種願望的強烈誘惑嗎?另一方面,人類具有“下墜”的本能(如懶惰、自私、從衆、嗜欲等等),也具有升華的潛能。自由作爲人類本質的體現,不是對下墜本能的放縱,而是對這種本能的克服和壓抑,並促使升華的潛能得到發揚和實現。事實也證明,人類在不斷開發創造潛能的同時,也在不斷地壓抑和改造著“下墜”本能。在這個意義上,自由意味著自覺地“壓抑”和“升華”;意味著自我承諾、自我決定、自我負責和自我奮鬥。正是由于這些特點,自由才成爲人類生命活動的本質與價值。這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自由不僅包括我靠什麽生存,而且也包括我怎樣生存;不僅包括我實現著自由,而且包括我在自由地實現自由。”(20)

  三、個人自由與責任

  個人自由的條件性決定了其不能割舍的責任性,這裏的質底在于:唯有如此,個人自由才可能成爲可操作的現實。因爲每個人都有屬于自己的自由,所以不同個人的自由之間可能發生而實際上總是發生著的形形色色的交叉或沖突。這就需要現代人類經過民主程序建構各種公共規則,以限制一切損害別人自由的“自由”行爲;而這種“限制”的被遵守,也即個人的責任問題。一般而言,個人所應負的責任主要有:

  其一,既然個人享有政治自由,也就負有法律責任。馬克思認爲,人民民主意義上的“法律不是壓制自由的手段,正如重力定律不是阻止運動的手段一樣”,“恰恰相反,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範,在這些規範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論的、不取決于個別人任性的性質。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聖經。”(21) 個人面對這類法律,必須把自身實現自由的活動納入法律許可的範圍之內,以獲得國家與社會的保護。在這裏,法律作爲協調個人與他人、個人與國家的中介機制,有組織、有目的、合規範地將個體的政治行爲牽引到社會、國家的層面。而社會、國家借助于法律的力量,一方面保護個人應有的人權,使個人自由獲得合法性根據。另一方面,在客觀上把社會的普遍利益,化爲個人自由必須遵循的普遍法則,制約著各個個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活動,賦與個人自由以合規律性的科學意蘊。據此可見,個人政治自由能否實現的關鍵在于,既要強調法律是各個個人自由意志和自主本質的真實體現,又要強調個人遵守法律,在保證自身與他人及社會的協調和諧的基礎上實現自由。

  其二,既然個人享有道德自由,也就負有道德責任。所謂道德責任,實質上是要求個人在實現道德自由時,必須處理好與他人及社會的道德關系,因爲“只有在集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只有在集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22)。應該指出的是,在我國的國情中,從“個人義務論”的角度來闡釋社會和諧所需的道德內容,早已達到家喻戶曉的程度。然而,這種論述恰恰忘記了,個人的道德主體性源于個人的社會曆史主體性,因此社會要人們負起道德責任,必須首先尊重個體的地位和價值。這是因爲,一方面,個體的獨立自由是社會和諧的必要條件。和諧不是合一,而是“萬類霜天競自由”;個體的獨立自由乃社會和諧的應有之義。另一方面,每個人都是相對自足的和諧體,都應享有尊嚴和價值。這種尊嚴和價值不是來自上帝,而是來自人自身,來自宇宙自然,因而爲一切人所具備。這樣,在社會生活裏,每個人都應該享有合理的利益、要求、權能和自由,即享有人權。人權既爲每個人的生存與發展所必需,也爲形成社會和諧所必需,由此決定了享有權利本身也應該成爲權利。在這種視界中,個人首要的道德責任乃承認他人是享有與自己同樣人權的主體,對他人取“平等”、“寬容”與“協商解決問題”的態度。而只有承認這一前提,傳統的“義務論”才有存在的合理性。

  其三,既然個人享有私人領域的自由,也就應對自己負責。馬克思指出:“人們的社會曆史始終只是他們的個體發展的曆史,而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這一點。”這就要求個人在私人領域的自由選擇中,保持作爲“人”的標准,而不是作爲動物或無機物而存在;人之所以擁有做人的權利,其正當性源于“我”的正當性,個人的生命“權利”是一種道德原則,用來確定和准許人們在社會關系中的行動自由——意味著個人有權做自我生存和自我創造的行爲並自我負責;不僅如此,個人還應將責任擴延至社會與他人,盡自己所能服務于社會與他人。“個人對自己負責”具體表現爲對自己的行爲負責。個人的自由選擇直接導致的是個人的種種行爲的發生,如果主體認爲自己的選擇是正義的,他就應當全身心地投入行動。然而,這裏還包括對行爲的後果負責問題。任何行爲都必然導致一定的後果,即産生積極或消極的、直接或間接的結果。這樣,我作了某種選擇,不管後果怎樣,我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我不能只因爲做了好事而要求得到獎勵,做了不好的事就逃避懲罰。

  個人自由與其責任相對應,體現出個人選擇的標准性。這標准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實踐活動的內外尺度相統一”。馬克思說:“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則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産,並且懂得怎樣處處都把內在尺度運用到對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建造。”(23) 這就是說,一方面,人的活動必須遵循外在尺度——客觀規律。對于個人自由而言,自我實現的全部活動和過程都與現實生活聯系著,與一定社會的選擇及其價值目標聯系著。它們不僅影響著自我實現的內容、形式和手段,也影響著甚至往往是決定著自我實現的成敗和得失。因此,任何個人的自我實現和自我設計,只有根據他所處的特殊的社會文化情勢及種種社會選擇目標做出,才是合理的,可行的,才有可能實現;否則,就會使自己變成不合時宜的失敗者。另一方面,人的活動還根據內在尺度——主體的價值目的去認識和改造對象世界。對個人自由而言,這可理解爲“自→由”。所謂“自”,是指個體內存的、亟待實現的意向或潛能,它是獨特的,無可替代的;所謂“由”,則是指一個人要成其所是的那種定勢(它最忌外力的束縛);當你腳踏實地地將生命轉化爲有序且有效地逼進理想目標的曆程時,你就從發生學角度親證了“自由”。由此可見,“自由選擇”的動力源于“自我體認”,即要清醒明晰地回答:我是誰?我現在何處?我將去何方?其關鍵是要使自己將扮演的“效用”型社會角色(外在尺度),與自己所信奉的“情感”價值取向(內在尺度),盡可能融合而一。比如,我想當“律師”(此屬“角色自期”)是因爲我崇尚“公正”(此屬“價值自居”),這便使“內在的需求與外在的要求契合一致,‘我意欲’也就是‘我必須’。”(24)

  綜觀全文,馬克思的“個人自由觀”包括其學理根據、個人自由的現實領域與真谛、個人自由與責任三個組成部分。我們只有全面地領會它的價值內涵,才能以此爲導向,在現實生活中正確地實現個人自由。

  注釋:

  ①⑨(13)(14)(2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6、96、122、120、97頁。

  ②④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91、104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1~202頁。

  ⑤⑥(19)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3、18、603頁。

  ⑦⑧(18)(2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3、515、514、84頁。

  ⑩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3頁。

  (1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頁。

  (15)(20)(2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5、77、71頁。

  (16) 康德:《實踐理性批判》,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48頁。

  (17) 小倉志祥編:《倫理學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9頁。

  (24) 馬斯洛等:《人的潛能和價值》,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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